前巴萨财务主管、拉波尔塔团队经济事务负责人费兰-奥利维近日接受《每日体育报》专访时表示，当时他们迫切希望梅西留下，但梅西提出的条件令人难以接受；他还透露，今年夏天巴萨将恢复1:1规则，届时俱乐部可以按照德科和弗里克的规划签下他们想要的任何球员。您对各候选人团队收集到的签名数量有何看法？我听说西里亚和丰特团队，尤其是西里亚那边，存在不少有问题的签名。似乎有很多签名没有填写身份证号，也没有会员密钥。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，我们在球场设立的帐篷前人头攒动，而他们的帐篷却门可罗雀。就他们宣称收集到的签名数量而言，这个数字让我们很吃惊。我们来谈谈经济。反对派说巴萨现在比他们上任时更糟了。这绝对是假的。这是一套说辞的一部分，目的是为了声称一切都一团糟、是一场灾难。这套说辞我们在他们宣布参选时就看到过，在他们在国家法院提交那份“神奇”的诉状时又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。内容和他们的宣传册上一模一样。实际情况是俱乐部状况大大改善了。我们上任时做了两次财年结算。一次在三月，一次在六月，结果显示俱乐部亏损超过5亿。一部分是管理问题，一部分是疫情，但即使没有疫情，亏损也会达到2.5亿。当时没有现金流，我们有非常严重的流动性问题，甚至无法支付员工工资。我们向高盛申请了8000万贷款，为2亿债券进行了再融资，并申请授权再增加4.5亿债务。我们对债务进行了再融资，并做出了本届任期内最重大的决定——改造球场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留下的俱乐部将无法在未来保持竞争力。时机并不理想，但我们找到了一种融资方案，使得债务与未来收入挂钩。我们与Spotify达成了协议，并与耐克签下了一份大合同。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状况更好的俱乐部。俱乐部的真实债务是多少？他们可以信口开河，但有一点很清楚。我们向监管机构、欧足联和西甲提交了财务报告。当时的债务是6.5亿，现在是4.5亿。这还是在球场收入最糟糕的情况下。当球场完全投入运营时，债务会下降得非常快。目前球场收入是1.7亿，未来将达到4亿以上。当时对阵容进行价值减记是必要的吗？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审计师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。他们说我们的资产被高估了，球员的账面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。梅西是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离开的吗？我们是最希望梅西留下的人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努力到了最后一刻，我可以保证，因为我参与了谈判。那确实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得不将巴萨放在首位。我们想让他留下，但他提出的条件我们无法满足。否则我们就会抵押掉整个俱乐部。“杠杆”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当时唯一的解决方案。当时我们的净资产负值高达4.5亿。其实有更简单的办法，我们可以向15万会员每人要3000欧元，或者为他们寻找融资，分十年偿还。但我们希望不动用会员的钱包。所以我们动用了杠杆。出售电视转播权我们认为就够了，但那时我们和西甲关系不好，他们不断改变规则。后来不得已又启动了第三根杠杆，也就是Bridgeburg那笔。我们还请求会员授权我们出售巴萨特许经营公司（BLM）49%的股份，但我们从未考虑过真正执行，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会有指数级增长。Bridgeburg是本届任期内最大的麻烦吗？我会说是的，但把我们逼到这一步的是西甲，他们和我们的审计师意见相左。我们把电视转播权卖给了西甲，而不是CVC，我们还参与了欧超联赛项目。这样的背景使得西甲对我们并不友好。但这个杠杆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没有拿俱乐部的任何资产冒险，因为那些资产当时价值为零，现在有了价值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价值一直保持了下来，这意味着审计师已经认可了其内容。西甲刚刚将巴萨的工资帽上限提高了8100万。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。我们已经基本达到了1:1规则。本来一月份我们可以再出售一些贵宾席席位，就能完全达到，但既然德科和弗里克没有提出要求，而且坎塞洛的注册是利用克里斯滕森的伤病特例完成的，我们就不想这么做了。我们还差1000到1200万。今年夏天我们将达到1:1规则，终于能够正常运作了。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就像阿莱马尼常说的，我们接手时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。有些球员拿着高薪却很少上场，有些球员上场多但薪水低。扭转这种局面很困难。那么，巴萨今年夏天可以签下德科和弗里克想要的任何球员了？是的。他们说了算。我们将达到1:1规则，并准备好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。你们提交了10.75亿的预算。进展如何？在我辞职前最后看到的情况，很好。符合预期，正在按计划实现。重返Spotify诺坎普意味着什么？到目前为止其实没什么差别。关键在于1C许可证的延迟发放。等我们拿到许可证，情况会大大改善。市政府本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帮助。我们感觉，尤其是技术人员觉得，市政府没有给予我们支持。我们原计划二月份就能达到6万人的容量。这一个月的延期以及造成的预算偏差，可以通过进入欧冠半决赛来解决，因为我们原本的预算是打到四分之一决赛。为什么决定在危机的背景下改造Spotify诺坎普？这是本届董事会面临的最大争议。如果我们只考虑董事会自身的利益，我们就不会这么做，但如果你看看竞争对手，尤其是在欧洲。那些都是拥有大型体育场的俱乐部，会员付费尽可能少，而巨大的开支由贵宾席收入来支付。我们看到当时球场收入是2.5亿，而我们必须达到4到4.5亿。当我们看到可以用未来收入来偿还债务的方案时，我们决定这么做，因为这不会危及俱乐部。这确实让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。有人说球场预算超支了2到3亿。这不是真的。进行这样一项大型工程时，必须做整体核算。合同中有一些因延期而要求施工方必须向我们支付的赔偿条款。随着工程进展，有些设计也在不断修改。等工程结束时，一些方面的超支会被另一些方面的节省所弥补。我们不认为存在超支。Spotify诺坎普的季票价格会上涨吗？我们没有考虑过。我已经说过，巨大的开支由贵宾包厢的收入来支付。这个收入预期是高盛通过像Legends这样的专业公司研究得出的。我们原本的预估偏保守，令人惊喜的是现在所有贵宾席已经全部售出。整个欧洲的豪门都是这么做的。之前您提到了与耐克的合同。谈判有那么紧张吗？我们上任时，双方存在很多交叉诉讼。高管告诉我们双方关系非常糟糕。我们研究了市场，想和他们谈谈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合同到2028年，没什么好谈的。但我们发现合同里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。我们通知他们，从25-26赛季起，我们将自己生产球衣。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。他们看到我们是认真的，因为为我们生产球衣的厂家和他们用的是同一家。他们告诉我们不能这么做，否则将对簿公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达伦-戴因出现了——我提前说明一下。他之前在Spotify的合同上帮助过我们，他告诉我们耐克的总裁是Spotify的董事会成员。我们通过他谈了谈，耐克让我们出个价。我们准备好了彪马的报价，金额是耐克当时支付金额的两倍。他们一开始不信。当他们看到了一份有约束力的正式报价时，就接受了。戴因在这次重大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解人角色。跟我说说与刚果的合同。这是一份价值4400万的合同。当这个提议提出时，正是联合国在刚果和卢旺达之间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刻。我们的合规部门告诉我们，因为有联合国的介入，这是签约的合适时机。特别是，这个合作与儿童以及我们基金会的参与有关。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方案。不仅仅是为了在球衣上印个名字。是在那个特定的和平时刻，以关注儿童为主题。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，有球队与卢旺达签约。这两个国家都寻求通过关注儿童来改善国际形象。这与摩纳哥的诉讼无关。我们是直接与刚果政府谈判，而不是像他们那样通过中间人。那New Era Visionary呢？俱乐部的内部电话系统每年要花费我们50万欧元。我们进行了招标，但流标了。New Era向我们保证，由他们来投入，我们一分钱都不用付，过去两年也确实如此。当涉及到PSL（永久座位许可）项目时，他们表示有兴趣参与开发，并转售一部分。通常是他们负责开发，但我们允许了这种转售模式。事实上，已经成功转售了一些，价值1400万，我们已经收到了7000万。还有2800万待支付，我们将在夏天收到。他们付款一直很守信用。他们所做的就是在西班牙成立一家公司，以避免支付增值税。所以它才被称为一家新创公司。也有候选人说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选举了，因为高盛将接管俱乐部。又一个谎言。这让我想起上次会员大会，马克-西里亚跳出来收集签名，要求我们不要出售BLM公司。我们本来就不打算卖。这次也一样。本届董事会保证俱乐部将继续属于会员。 高盛扮演的是银行的角色，负责汇集投资者。投资者有很多，而且，我再说一遍，这笔债务将通过未来产生的收入来偿还。